第五章（2 / 44）
不是他独有的发现，只是通国皆知，最后才让他知道，他已经有了四款播传人口、宣扬四海的人伦大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
他本来以为宫禁秘密，只有京中少数人知道，一方面厉行箝制，一方面修改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遮盖得很严密。哪知道历年以来，各王府下属被充军的，沿路为他“卖朝报”，沸沸扬扬，成了头号大新闻。尤其是充军到广西的，取道湖南，所经之处，颇多人口稠密的集镇，那些被充军的，一到了宿店，头一件事就是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新皇帝冤枉我们，只有老百姓能替我们申冤！”又说：“至多问我们的罪，哪好封我们的口。”等百姓聚拢了，便大谈新皇帝的新闻，听得人目瞪口呆，但是要不相信又何可得？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胆造这种谣言，而况讲这些新闻的又不止一个人，更何况没有官、没有兵去禁止他们不准这么说！
解送的官兵，早受了笼络。也是出于同情，不会去干预他们。地方上的小官，不知他们是何来头，又是这种“疯话”，不敢干预；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得到报告，装作未闻，因为这些事管不得，一管就会有极大的麻烦。皇帝问一句：“既然如此，你何以不拿他们即时抓起来？”试问何词以答？反正只是路过，住一宿，打个尖，送走了不就没事了？
不久，由于一桩文字狱，牵连出许多宫廷内幕，皇帝才知道自己在天下子民心目中，竟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物！
本来文字狱在雍正朝已非一件，最早是查嗣庭典试江西获罪。有人说他出了一个题目，叫作“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头，大不敬，因而被诛。
又有人说，查嗣庭做了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说是取明亡如大厦将倾，得清维持而止之义，其实不然，内中所记，多是宫廷暧昧，第一页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由这语气，可以想见，对皇帝是不会有好话的。
又有一说，查嗣庭书法名震海内，有个满洲大官想求得他的一幅字，托琉璃厂设法。琉璃厂转托了查嗣庭的小厮，许以重酬，那小厮求主人，查嗣庭答应了他，而半年不替人家写。琉璃厂天天催逼，那小厮怨恨不已，一天深夜看主人屋中有灯光，从门缝中悄悄张望，但见查嗣庭秉笔疾书，写完，将一本册子藏在书架最后层，那小厮便偷了出来交给琉璃厂，因而起祸。
逮捕查嗣庭是在深夜，全家十三口，无一幸免。书中有一条记浙东有个小市镇，叫作诸家桥。有个村学究，在当地的关帝庙题了一副对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诸、朱同音，显然未忘大明天下，因而亦受株连，村学究冤枉送了一条命。
文字狱大都发生在江浙，唯有曾静一案发生在湖南。有个举人叫曾静，遣他的学生到川陕总督岳钟琪那里去投书，劝他举义反清。他说岳钟琪是岳武穆的后裔，而清朝为金之后，岳飞与金兀朮是死对头，岳钟琪不该为清朝效力。其中又谈到皇帝是如何不堪，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种种极恶大罪，根本不配为君。
岳钟琪如何能接受这种举人的议论，立刻检举。皇帝特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提曾静审讯。这一下又牵连到浙江名门的一个已故遗民吕留良。
原来曾静是吕留良的学生，当捕获到，严刑审讯时，曾静自道他的种族之见，得自师傅。于是已死多年的吕留良，复受株连。他有个儿子叫吕葆中，是康熙四十五年的探花，即令身死，也跟他父亲一样，不能免祸。
此案株连甚广，从雍正七年开始，直到雍正十年年底，方始结案。而结果令人大出意外，凡受牵累者，诛戮甚惨，吕留良剉尸枭示，财产入官，吕葆中亦复如此。另一个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其他家属充军的充军、为奴的为奴，独独元凶首恶的曾静、张熙师徒，独邀宽宥。
皇帝作此出人意表的措施，是有一番解释的。他说：曾静、张熙大逆不道，以情罪而论，万无可赦。但他不杀此二人，实有隐衷。
隐衷是什么？是保定岳钟琪。当张熙奉师父到岳钟琪那里投书以后，岳钟琪惊惶过甚，处置方面，并未细细筹算，随即邀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在密室中严审张熙，要查出主使之人。
哪知张熙的口风极紧，上了刑器还是不肯吐露。过了两三天，岳钟琪情急无奈，只好想了个骗张熙的法子，答应他起事反清，但要他将主谋的人请来主持大事，为了取信张熙，设下香案，盟神设誓，张熙方将曾静的姓名供了出来。
皇帝说，当时岳钟琪将经过情形奏报到京，他看了之后，大为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发奸擿伏，不惜与奸人盟誓，实在令人感动。如今要杀了曾静、张熙，岂不是让岳钟琪违背盟誓，不得善终？所以不能不网开一面。
何况，曾静不过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摇惑，捏造谣言，诽谤君上的，实在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凶恶之人，发遣到广西时，一路造谣。如非曾静案发，皇帝何由得知真相？
这意思是皇帝认为曾静给了他一个解释谣言的机会，将功折罪，所以宽宥。事实上，皇帝确是因此而作了一篇空前绝后的文章，题目叫作《大义觉迷录》，就外间所说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名，一一申辩，详尽非凡。
皇帝自信过甚，大逞辩才，哪知效果适得其反，真合了“欲盖弥彰”这句成语了。
自《大义觉迷录》颁行以后，四海臣民无不知皇帝有此惭德。凡是跟皇帝亲近的人，则无不替他难过。于是怡亲王允祥在勤劳过度与中怀郁结的外感内伤交迫之下，一病不起。
怡亲王允祥死于雍正八年五月。这在皇帝是一件非常伤心之事！皇帝没有几个真正有感情的亲人，允祥是其中之一。因此饰终之典，逾越常度。
死后的第二天，皇帝亲临奠酒，随即颁了一道上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
下一天又召集群臣，历举怡亲王的种种功德，将允祥之“允”恢复为“胤”，配享太庙，谥字为“贤”，上面另加八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称为“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怡贤亲王”。又将他第四子弘晈封为宁郡王。此外建祠，另定坟寝之制，岁岁赐祭，都是下不为例的特恩。
其时十四阿哥已改禁在圆明园旁边的关帝庙。可能怡亲王临终时曾为他求恩，所以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去跟十四阿哥说，打算把他放出来，加以重用。
哪知十四阿哥始终不屈，要命可以，要想用他办不到。回奏中说：皇帝先杀了鄂尔泰，他才能出来受任办事。这样的态度，自然不必谈了。
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帝得了心疾，晕厥复苏，自知不久于人世了，特旨召见十四阿哥。
十四阿哥不奉召。于是宝亲王弘历跪在他胞叔面前说：“十四叔，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太太分上，请去一趟。”
旗人称“太太”是指祖母，十四哥看在死去的母亲分上，勉强到养心殿东暖阁去见驾。
这一母所生的两兄弟，十年不曾见面了。一个即将就木，一个万念俱灰，过去的恩恩怨怨，此时都不必再谈了。皇帝只说：“弟弟，我把侄儿交给你！”
这是托派，亦即受顾命，十四阿哥始终倔强，平静地答说：“皇上的恩典不敢受。我有病。” ↑返回顶部↑
他本来以为宫禁秘密，只有京中少数人知道，一方面厉行箝制，一方面修改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遮盖得很严密。哪知道历年以来，各王府下属被充军的，沿路为他“卖朝报”，沸沸扬扬，成了头号大新闻。尤其是充军到广西的，取道湖南，所经之处，颇多人口稠密的集镇，那些被充军的，一到了宿店，头一件事就是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新皇帝冤枉我们，只有老百姓能替我们申冤！”又说：“至多问我们的罪，哪好封我们的口。”等百姓聚拢了，便大谈新皇帝的新闻，听得人目瞪口呆，但是要不相信又何可得？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胆造这种谣言，而况讲这些新闻的又不止一个人，更何况没有官、没有兵去禁止他们不准这么说！
解送的官兵，早受了笼络。也是出于同情，不会去干预他们。地方上的小官，不知他们是何来头，又是这种“疯话”，不敢干预；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得到报告，装作未闻，因为这些事管不得，一管就会有极大的麻烦。皇帝问一句：“既然如此，你何以不拿他们即时抓起来？”试问何词以答？反正只是路过，住一宿，打个尖，送走了不就没事了？
不久，由于一桩文字狱，牵连出许多宫廷内幕，皇帝才知道自己在天下子民心目中，竟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物！
本来文字狱在雍正朝已非一件，最早是查嗣庭典试江西获罪。有人说他出了一个题目，叫作“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头，大不敬，因而被诛。
又有人说，查嗣庭做了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说是取明亡如大厦将倾，得清维持而止之义，其实不然，内中所记，多是宫廷暧昧，第一页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由这语气，可以想见，对皇帝是不会有好话的。
又有一说，查嗣庭书法名震海内，有个满洲大官想求得他的一幅字，托琉璃厂设法。琉璃厂转托了查嗣庭的小厮，许以重酬，那小厮求主人，查嗣庭答应了他，而半年不替人家写。琉璃厂天天催逼，那小厮怨恨不已，一天深夜看主人屋中有灯光，从门缝中悄悄张望，但见查嗣庭秉笔疾书，写完，将一本册子藏在书架最后层，那小厮便偷了出来交给琉璃厂，因而起祸。
逮捕查嗣庭是在深夜，全家十三口，无一幸免。书中有一条记浙东有个小市镇，叫作诸家桥。有个村学究，在当地的关帝庙题了一副对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诸、朱同音，显然未忘大明天下，因而亦受株连，村学究冤枉送了一条命。
文字狱大都发生在江浙，唯有曾静一案发生在湖南。有个举人叫曾静，遣他的学生到川陕总督岳钟琪那里去投书，劝他举义反清。他说岳钟琪是岳武穆的后裔，而清朝为金之后，岳飞与金兀朮是死对头，岳钟琪不该为清朝效力。其中又谈到皇帝是如何不堪，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种种极恶大罪，根本不配为君。
岳钟琪如何能接受这种举人的议论，立刻检举。皇帝特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提曾静审讯。这一下又牵连到浙江名门的一个已故遗民吕留良。
原来曾静是吕留良的学生，当捕获到，严刑审讯时，曾静自道他的种族之见，得自师傅。于是已死多年的吕留良，复受株连。他有个儿子叫吕葆中，是康熙四十五年的探花，即令身死，也跟他父亲一样，不能免祸。
此案株连甚广，从雍正七年开始，直到雍正十年年底，方始结案。而结果令人大出意外，凡受牵累者，诛戮甚惨，吕留良剉尸枭示，财产入官，吕葆中亦复如此。另一个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其他家属充军的充军、为奴的为奴，独独元凶首恶的曾静、张熙师徒，独邀宽宥。
皇帝作此出人意表的措施，是有一番解释的。他说：曾静、张熙大逆不道，以情罪而论，万无可赦。但他不杀此二人，实有隐衷。
隐衷是什么？是保定岳钟琪。当张熙奉师父到岳钟琪那里投书以后，岳钟琪惊惶过甚，处置方面，并未细细筹算，随即邀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在密室中严审张熙，要查出主使之人。
哪知张熙的口风极紧，上了刑器还是不肯吐露。过了两三天，岳钟琪情急无奈，只好想了个骗张熙的法子，答应他起事反清，但要他将主谋的人请来主持大事，为了取信张熙，设下香案，盟神设誓，张熙方将曾静的姓名供了出来。
皇帝说，当时岳钟琪将经过情形奏报到京，他看了之后，大为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发奸擿伏，不惜与奸人盟誓，实在令人感动。如今要杀了曾静、张熙，岂不是让岳钟琪违背盟誓，不得善终？所以不能不网开一面。
何况，曾静不过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摇惑，捏造谣言，诽谤君上的，实在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凶恶之人，发遣到广西时，一路造谣。如非曾静案发，皇帝何由得知真相？
这意思是皇帝认为曾静给了他一个解释谣言的机会，将功折罪，所以宽宥。事实上，皇帝确是因此而作了一篇空前绝后的文章，题目叫作《大义觉迷录》，就外间所说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名，一一申辩，详尽非凡。
皇帝自信过甚，大逞辩才，哪知效果适得其反，真合了“欲盖弥彰”这句成语了。
自《大义觉迷录》颁行以后，四海臣民无不知皇帝有此惭德。凡是跟皇帝亲近的人，则无不替他难过。于是怡亲王允祥在勤劳过度与中怀郁结的外感内伤交迫之下，一病不起。
怡亲王允祥死于雍正八年五月。这在皇帝是一件非常伤心之事！皇帝没有几个真正有感情的亲人，允祥是其中之一。因此饰终之典，逾越常度。
死后的第二天，皇帝亲临奠酒，随即颁了一道上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
下一天又召集群臣，历举怡亲王的种种功德，将允祥之“允”恢复为“胤”，配享太庙，谥字为“贤”，上面另加八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称为“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怡贤亲王”。又将他第四子弘晈封为宁郡王。此外建祠，另定坟寝之制，岁岁赐祭，都是下不为例的特恩。
其时十四阿哥已改禁在圆明园旁边的关帝庙。可能怡亲王临终时曾为他求恩，所以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去跟十四阿哥说，打算把他放出来，加以重用。
哪知十四阿哥始终不屈，要命可以，要想用他办不到。回奏中说：皇帝先杀了鄂尔泰，他才能出来受任办事。这样的态度，自然不必谈了。
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帝得了心疾，晕厥复苏，自知不久于人世了，特旨召见十四阿哥。
十四阿哥不奉召。于是宝亲王弘历跪在他胞叔面前说：“十四叔，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太太分上，请去一趟。”
旗人称“太太”是指祖母，十四哥看在死去的母亲分上，勉强到养心殿东暖阁去见驾。
这一母所生的两兄弟，十年不曾见面了。一个即将就木，一个万念俱灰，过去的恩恩怨怨，此时都不必再谈了。皇帝只说：“弟弟，我把侄儿交给你！”
这是托派，亦即受顾命，十四阿哥始终倔强，平静地答说：“皇上的恩典不敢受。我有病。”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