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 / 44）
第五章
于是赵登科回营禀报范时绎，赵登科不抓住他已经奇怪了，更奇怪的是，范时绎亦不抓他，只命赵登科继续跟踪诱问，而那人也就说了“实话”。
他说他姓蔡，是正黄旗属下，父亲已死，长兄蔡怀瑚袭了庄头，二哥叫蔡怀琏，三哥叫蔡怀琮，弟弟叫蔡怀珮，他本人叫蔡怀玺。又说庙神告诉他两句话：“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范时绎认为此人既非酒醉，又未病狂，而怪异诞妄如此，本想拿他驱逐出境，又怕他到别处去妖言惑众，所以暗地里严行监视，奏闻请旨。
哪知就在此时，十四阿哥派人将这个蔡怀玺送到范时绎那里。范时绎不收，派一个把总华国柱将他送回汤山。到了晚上，十四阿哥派人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奏报皇上了。应该如何处置，请范总兵瞧着办。
原来皇帝想坐十四阿哥一个谋反大逆的罪名，才能将他守陵的差使撤掉，调回京来，加以幽禁。但十四阿哥已知道皇帝的用心，谨言慎行，防范甚周，无可奈何之下，皇帝只好使出买凶栽赃的无赖手段了。
于是由亲信侍卫跟内务府商议，找到了蔡怀玺这么一个妄人，撞到汤山来跟十四阿哥纠缠。那喇识破奸计，根本不理。赵登科以及他的长官把总华国柱都是知道这件事的，范时绎不必说，早就奉了密旨，所以故意纵容蔡怀玺，任他在外游荡。照常理来说，不管蔡怀玺是真的来投“真命天子”，还是有失心疯，反正只要说什么“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的话，便当逮捕审问。如今大反常态，益见得作奸作伪，是有预谋的，不过手段拙劣如此，令人齿冷而已。十四阿哥属下抱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应付此事。蔡怀玺技穷无奈，便写了张字帖，硬闯十四阿哥府里去耍赖。
十四阿哥手下不打他、不骂他，只将字帖前两行裁去，连蔡怀玺一起送给范时绎。纠缠到此，实在无计可施了，范时绎只好将经过情形，详细奏报，虽不敢明说蔡怀玺的真正身份及来意，不过吞吐其词，明眼人一望而知，内有蹊跷。
皇帝一看十四阿哥将字帖前两行裁去，根本不涉做皇帝之事，要诬赖都诬赖不上，便朱批指示，已另派人前来审理。蔡怀玺不妨抓起来审，“二七便为主”这一句，“你只作不知，从蔡怀玺口中审出就是”。这是皇帝教大臣用买通盗贼诬赖的手段，去害同母的胞弟。
过不了几天，京中派来三名钦差，一个贝勒满都护，其余两个都是御前大臣。将蔡怀玺拘来一问，自道曾向十四阿哥府中投书，细问他字帖中的言语，拿出来与十四阿哥原送的字帖核对，少了二行，是“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这几句话。
于是，满都护便传十四阿哥来问话。皇帝派满都护为钦差，就因为他是贝勒，而十四阿哥此时已降成贝子，爵位低一级，如果不来，便可坐以抗命之罪。十四阿哥知道皇帝的用心，所以来了。
来是来了，却将范时绎跟满都护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同时揭破一个秘密。
十四阿哥指出，蔡怀玺经常受把总华国柱的招待，饮酒食肉，谈笑甚欢，所以蔡怀玺是范时绎指使出来的！他又责问范时绎，何以不办蔡怀玺，算不算包庇纵容？
此言一出，满都护的态度大变。他是恭亲王常宁的儿子，跟十四阿哥是嫡堂弟兄，他不说话，马尔赛、阿克敦在地位身份上，对十四阿哥就无法作任何严格的要求。因此，原来设计的利用满都护来箝制十四阿哥的计划，完全落空，范时绎被骂得窘迫不堪，所以对满都护大为不满。
及至复奏，勉强替十四阿哥安上的罪名，只是“奸人投书，并不奏闻”。皇帝不能办他重罪，只命在寿皇殿外，造屋三间，将十四阿哥幽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已为皇帝所笼络，次子很孝顺父亲，皇帝下令拿他跟父亲拘禁在一起。
除此以外，凡与皇帝不和，或者皇帝所忌的弟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皇长子直郡王，雍正十二年幽禁而死，年六十三岁，以贝子礼下葬。
皇二子，也就是废太子，早在雍正二年年底，便已死在咸安宫幽禁之地，追封为理亲王。
皇三子诚亲王，一向为皇帝所忌，先是拿他的门客，主修图书集成的陈梦雷充军到辽东；雍正六年，将诚亲王以“贪利”的罪名，降为郡王；八年二月复晋为诚亲王；但三个月后，就借故论罪，削爵拘禁于景山永安亭；又两年死在幽所，以郡王礼下葬。
皇五子恒亲王是九阿哥的同母兄，也是宜妃的长子，为人谨慎小心，总算平平安安，但抑郁寡欢，与诚亲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一直成为疑案。
皇十子敦郡王，在皇帝看，他亦是八阿哥、九阿哥一党，所以早在雍正二年四月，便以小小的罪名，夸大其词，将他削爵幽禁，到今还在高墙之中。
皇十五子在十四阿哥召回京后，封为贝勒，代守景陵，八年二月晋为愉郡王，但守陵等于放逐，所以第二年就抑郁以终。
最骇人听闻的是皇帝的第三子，实际上亦就是皇长子弘时，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六，突然暴死，传说是皇帝所杀。
上谕中只说皇三子弘时年少行事不谨，削爵除去宗籍，接着便宣布了弘时的死讯，其时是雍正五年八月初六。
弘时之死，引起了许多流言。一说是他为人耿直，对于皇帝诛除异己、屠戮手足，颇有反感，一次公然批评皇帝做得过分，以致奉旨赐死。
又一说是弘时秘密加入了天主教。而为皇帝所痛恨的贝勒苏努，全家皆奉天主。皇帝降旨干预时，竟然表示：“愿甘正法，不能改教。”此时苏努以“涂抹圣祖朱批奏折”的罪名，为刑部定罪“应照大逆律，概以正法”。于是弘时为苏努求情，说苏努的子孙有四十人之多，如果一概正法，未免过苛。又说信教亦不算不忠，孝庄太后不就以汤若望为教父？再一追问，原来弘时亦已受洗。皇帝勃然震怒，认为非采取决绝手段，不能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天主教之上，所以一面以苏努子孙“多至四十人，悉以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为词，“暂免其死”；一面杀了自己的儿子，以为大臣再入天主教者戒！
又有一说是，弘时与他的弟弟弘历不和，泄露了弘历的秘密。弘历在皇帝心目中，至重至宝，因为先帝曾称许弘历“福大过我”，皇帝认为这就是先帝默许他大位的明证。若非如此，弘历之福，何能大过祖父；起码也要做了皇帝，福气才能跟祖父相提并论。而要弘历做皇帝，自然又非让弘历之父做皇帝，统绪才能相接。
因此早在雍正元年，祈谷大祀礼成，皇帝便召弘历入养心殿，将祭品中的神胙，特赐一器，暗示付托之本，让他承福受祚。
到了这年秋天，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谕满朝文武，道是：“皇考在日，曾经降旨给你们诸大臣，在万年之后，一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为你们做主，一定会让你们心诚悦服。我自即位以来，上念列祖列宗付托之重，夙夜兢兢，唯恐不克负荷。从前我在藩邸时，待人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但是那时候未任天之重，今类比昔，哪里可以疏忽？”
接着又说，先帝为了二阿哥之事，大为忧烦。惩前毖后，他不能不预作筹划；只是先帝已有不立储的指示，所以他不能特建东宫。不过，皇位的继承人，他已经选定，亲笔写明，封在锦盒之中。这个锦盒摆在乾清宫世祖御笔“正大光明”这块匾额后面，这是全宫最高之处。锦盒也许摆在那里几十年，也许几个月。只要他一死，受顾命的大臣，就得立刻将锦盒取下来，照他指定的皇子，拥护即位。
不管他此举的作用是暗示储位已定，还是当时手足之间，情势险恶，深怕一旦遇刺，继位无人，但大家都相信他所写的名字是已被封为宝亲王的弘历。
到了雍正五年，凡是反对他的弟兄及大臣，死的死，幽禁的幽禁，最后连他亲生之子，在他认为不能再留在世上时，亦像太祖杀长子褚英那样，毅然决然地处死。乾坤大定，皇位已如磐石之固，可是另一桩恼人之事发现了。 ↑返回顶部↑
于是赵登科回营禀报范时绎，赵登科不抓住他已经奇怪了，更奇怪的是，范时绎亦不抓他，只命赵登科继续跟踪诱问，而那人也就说了“实话”。
他说他姓蔡，是正黄旗属下，父亲已死，长兄蔡怀瑚袭了庄头，二哥叫蔡怀琏，三哥叫蔡怀琮，弟弟叫蔡怀珮，他本人叫蔡怀玺。又说庙神告诉他两句话：“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范时绎认为此人既非酒醉，又未病狂，而怪异诞妄如此，本想拿他驱逐出境，又怕他到别处去妖言惑众，所以暗地里严行监视，奏闻请旨。
哪知就在此时，十四阿哥派人将这个蔡怀玺送到范时绎那里。范时绎不收，派一个把总华国柱将他送回汤山。到了晚上，十四阿哥派人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奏报皇上了。应该如何处置，请范总兵瞧着办。
原来皇帝想坐十四阿哥一个谋反大逆的罪名，才能将他守陵的差使撤掉，调回京来，加以幽禁。但十四阿哥已知道皇帝的用心，谨言慎行，防范甚周，无可奈何之下，皇帝只好使出买凶栽赃的无赖手段了。
于是由亲信侍卫跟内务府商议，找到了蔡怀玺这么一个妄人，撞到汤山来跟十四阿哥纠缠。那喇识破奸计，根本不理。赵登科以及他的长官把总华国柱都是知道这件事的，范时绎不必说，早就奉了密旨，所以故意纵容蔡怀玺，任他在外游荡。照常理来说，不管蔡怀玺是真的来投“真命天子”，还是有失心疯，反正只要说什么“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的话，便当逮捕审问。如今大反常态，益见得作奸作伪，是有预谋的，不过手段拙劣如此，令人齿冷而已。十四阿哥属下抱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应付此事。蔡怀玺技穷无奈，便写了张字帖，硬闯十四阿哥府里去耍赖。
十四阿哥手下不打他、不骂他，只将字帖前两行裁去，连蔡怀玺一起送给范时绎。纠缠到此，实在无计可施了，范时绎只好将经过情形，详细奏报，虽不敢明说蔡怀玺的真正身份及来意，不过吞吐其词，明眼人一望而知，内有蹊跷。
皇帝一看十四阿哥将字帖前两行裁去，根本不涉做皇帝之事，要诬赖都诬赖不上，便朱批指示，已另派人前来审理。蔡怀玺不妨抓起来审，“二七便为主”这一句，“你只作不知，从蔡怀玺口中审出就是”。这是皇帝教大臣用买通盗贼诬赖的手段，去害同母的胞弟。
过不了几天，京中派来三名钦差，一个贝勒满都护，其余两个都是御前大臣。将蔡怀玺拘来一问，自道曾向十四阿哥府中投书，细问他字帖中的言语，拿出来与十四阿哥原送的字帖核对，少了二行，是“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这几句话。
于是，满都护便传十四阿哥来问话。皇帝派满都护为钦差，就因为他是贝勒，而十四阿哥此时已降成贝子，爵位低一级，如果不来，便可坐以抗命之罪。十四阿哥知道皇帝的用心，所以来了。
来是来了，却将范时绎跟满都护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同时揭破一个秘密。
十四阿哥指出，蔡怀玺经常受把总华国柱的招待，饮酒食肉，谈笑甚欢，所以蔡怀玺是范时绎指使出来的！他又责问范时绎，何以不办蔡怀玺，算不算包庇纵容？
此言一出，满都护的态度大变。他是恭亲王常宁的儿子，跟十四阿哥是嫡堂弟兄，他不说话，马尔赛、阿克敦在地位身份上，对十四阿哥就无法作任何严格的要求。因此，原来设计的利用满都护来箝制十四阿哥的计划，完全落空，范时绎被骂得窘迫不堪，所以对满都护大为不满。
及至复奏，勉强替十四阿哥安上的罪名，只是“奸人投书，并不奏闻”。皇帝不能办他重罪，只命在寿皇殿外，造屋三间，将十四阿哥幽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已为皇帝所笼络，次子很孝顺父亲，皇帝下令拿他跟父亲拘禁在一起。
除此以外，凡与皇帝不和，或者皇帝所忌的弟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皇长子直郡王，雍正十二年幽禁而死，年六十三岁，以贝子礼下葬。
皇二子，也就是废太子，早在雍正二年年底，便已死在咸安宫幽禁之地，追封为理亲王。
皇三子诚亲王，一向为皇帝所忌，先是拿他的门客，主修图书集成的陈梦雷充军到辽东；雍正六年，将诚亲王以“贪利”的罪名，降为郡王；八年二月复晋为诚亲王；但三个月后，就借故论罪，削爵拘禁于景山永安亭；又两年死在幽所，以郡王礼下葬。
皇五子恒亲王是九阿哥的同母兄，也是宜妃的长子，为人谨慎小心，总算平平安安，但抑郁寡欢，与诚亲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一直成为疑案。
皇十子敦郡王，在皇帝看，他亦是八阿哥、九阿哥一党，所以早在雍正二年四月，便以小小的罪名，夸大其词，将他削爵幽禁，到今还在高墙之中。
皇十五子在十四阿哥召回京后，封为贝勒，代守景陵，八年二月晋为愉郡王，但守陵等于放逐，所以第二年就抑郁以终。
最骇人听闻的是皇帝的第三子，实际上亦就是皇长子弘时，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六，突然暴死，传说是皇帝所杀。
上谕中只说皇三子弘时年少行事不谨，削爵除去宗籍，接着便宣布了弘时的死讯，其时是雍正五年八月初六。
弘时之死，引起了许多流言。一说是他为人耿直，对于皇帝诛除异己、屠戮手足，颇有反感，一次公然批评皇帝做得过分，以致奉旨赐死。
又一说是弘时秘密加入了天主教。而为皇帝所痛恨的贝勒苏努，全家皆奉天主。皇帝降旨干预时，竟然表示：“愿甘正法，不能改教。”此时苏努以“涂抹圣祖朱批奏折”的罪名，为刑部定罪“应照大逆律，概以正法”。于是弘时为苏努求情，说苏努的子孙有四十人之多，如果一概正法，未免过苛。又说信教亦不算不忠，孝庄太后不就以汤若望为教父？再一追问，原来弘时亦已受洗。皇帝勃然震怒，认为非采取决绝手段，不能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天主教之上，所以一面以苏努子孙“多至四十人，悉以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为词，“暂免其死”；一面杀了自己的儿子，以为大臣再入天主教者戒！
又有一说是，弘时与他的弟弟弘历不和，泄露了弘历的秘密。弘历在皇帝心目中，至重至宝，因为先帝曾称许弘历“福大过我”，皇帝认为这就是先帝默许他大位的明证。若非如此，弘历之福，何能大过祖父；起码也要做了皇帝，福气才能跟祖父相提并论。而要弘历做皇帝，自然又非让弘历之父做皇帝，统绪才能相接。
因此早在雍正元年，祈谷大祀礼成，皇帝便召弘历入养心殿，将祭品中的神胙，特赐一器，暗示付托之本，让他承福受祚。
到了这年秋天，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谕满朝文武，道是：“皇考在日，曾经降旨给你们诸大臣，在万年之后，一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为你们做主，一定会让你们心诚悦服。我自即位以来，上念列祖列宗付托之重，夙夜兢兢，唯恐不克负荷。从前我在藩邸时，待人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但是那时候未任天之重，今类比昔，哪里可以疏忽？”
接着又说，先帝为了二阿哥之事，大为忧烦。惩前毖后，他不能不预作筹划；只是先帝已有不立储的指示，所以他不能特建东宫。不过，皇位的继承人，他已经选定，亲笔写明，封在锦盒之中。这个锦盒摆在乾清宫世祖御笔“正大光明”这块匾额后面，这是全宫最高之处。锦盒也许摆在那里几十年，也许几个月。只要他一死，受顾命的大臣，就得立刻将锦盒取下来，照他指定的皇子，拥护即位。
不管他此举的作用是暗示储位已定，还是当时手足之间，情势险恶，深怕一旦遇刺，继位无人，但大家都相信他所写的名字是已被封为宝亲王的弘历。
到了雍正五年，凡是反对他的弟兄及大臣，死的死，幽禁的幽禁，最后连他亲生之子，在他认为不能再留在世上时，亦像太祖杀长子褚英那样，毅然决然地处死。乾坤大定，皇位已如磐石之固，可是另一桩恼人之事发现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