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61 / 135）
督抚调动，照例要请旨“陛见”，以便“请训”。丁宝桢到京之时，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深表不满，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此时得知复验结果，便越发生气了！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返回顶部↑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