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1 / 33）
皇帝行三，长兄早夭，所以只有一个哥哥，就是行二的福全，只比皇帝大一岁。当世祖因为出天花不治而驾崩时，只得二十四岁。皇二子福全与皇三子玄烨一个九岁，一个八岁，资质品貌，差相仿佛，照道理说，福全居长，理当嗣位，但皇帝祖母——传说曾下嫁多尔衮的孝庄太后断然做主，以玄烨继承大统。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一言兴邦”。此人是个天主教士，叫汤若望，是德国人。早在前明万历末年，即已来华传教。清兵入关，孝庄太后不知以何因缘，信了天主教，她的“教父”就是汤若望。孝庄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他对孝庄太后亦是忠心耿耿，知无不言，此时提醒孝庄太后说：“三阿哥出过天花，二阿哥还没有出过。”
出过天花，不会再出，像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不致重演，所以孝庄太后毫不考虑地选中了皇三子玄烨。皇二子福全，则在康熙六年后被封为裕亲王。皇帝天性笃厚，对这位胞兄是很敬爱的。
一弟是行五的恭亲王常宁，被授为安北大将军。又以皇长子胤禔为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的副手，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为安北大将军恭亲王的副手。这番声势，已足以远震塞外了。
其时噶尔丹已侵入察哈尔东南与热河接壤的乌珠穆沁部，下一目标自然是科尔沁各旗，所以皇帝命左翼裕亲王出古北口，右翼恭亲王出喜峰口，另调盛京、吉林驻军及科尔沁的蒙古兵助战。出师之日，皇帝御太和殿亲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送至东直门，仪节异常隆重。
谁知出师不利，前锋遇挫。噶尔丹领兵渡过辽河支流的西拉木伦河，直逼热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地方，距京师不过七百里而已。
福全此时驻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两军隔河对阵。噶尔丹的布阵，空前绝后，他用上万的骆驼，缚住四足，卧在地上，驼峰上加木箱，蒙上浇湿了的毡毯，名为“驼城”。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向隔河的清军开火。
无奈噶尔丹的火铳，不及清军的大炮。从中午轰起，声震天地，日月无光，直到黄昏，噶尔丹的驼城断成两截。于是福全下令渡河攻击，骑兵步兵，踊跃争先。噶尔丹大败，幸得时已入夜，八月初一没有月亮，才能遁走。
到得第二天，噶尔丹一面请一个西藏喇嘛到军前请和；一面拔营向北，到得西拉木伦河，无船可渡，砍下大树，浮于水面，载浮载沉地到得北岸，连夜狂奔，所过之处尽皆“烧荒”。连天黄草，化为灰烬，一场火烧了几百里！
这时，出塞的皇帝，已因病回銮，军前大计，决于福全。他因为他的副手，也是他的胞侄胤禔，在军中作威作福，胡做主张，处处掣肘。
这个仗打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接纳了噶尔丹求和的请求，命由归绥出兵，负有阻断噶尔丹归路重任的康亲王杰书，不必拦截，以致噶尔丹竟得逃回科布多，但数万精兵已剩下十分之一了。
其时福全已飞奏到京，解释他未能追击噶尔丹的原因，说盛京及科尔沁的援兵来到，噶尔丹则据险以守，所以利用喇嘛济隆羁縻噶尔丹，等诸军会师，合力再击。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这有个专名叫作“御门听政”，凡有大政事必定举行。御前会议中，皇帝将福全的奏折发交公议。众口一词地说，裕亲王明知济隆是为噶尔丹来施缓兵之计，居然会听他的，是坐失军机。因此，皇帝降严旨责备。不过，他也知道皇长子胤禔犯了许多过失，留在军前，以防偾事，所以同时将胤禔召回。
福全当然要找济隆说话。结果特遣侍卫，由济隆带着去问罪。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
奏报到京，皇帝准如所请。不过，降旨告诫：噶尔丹狡诈百出，我一撤兵，他一定会背盟，所以仍应戒备。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意料噶尔丹已经出边远遁为由，要求撤兵回京。
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虽准他撤兵，却以“擅率大军内徙”的罪名，等他回京之后，还要议罪。及至福全到京，皇帝不准他进城，留在朝阳门外听勘。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有好些近交亲贵，曾因“不遵旨行事，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
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自三藩之乱平服，十年来，当初出力的功臣，如今都已爬到极高的位置，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发几句牢骚，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福全虽为皇兄，而此番所犯的过失，却必须在军言军，以军法从事。倘或置而不问，无以服众，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
更有一件为难之事是，如果追究福全的责任，必然要拖出胤禔来。事实上福全所以不敢深入穷追，就为的有胤禔在，怕他乱发命令，擅作威福，万一极塞穷追之地，激出兵变，那就是死不足赎的大罪。所以论起来，胤禔要负的责任，重于福全。而况他的人缘不好，如果听取将领的证言，对胤禔必然不利。然则到了那时候，怎么处置皇长子？
皇帝自然有舐犊之情，但保全儿子，还得令人心服。想来想去，想得一条苦肉计，在御门时，疾言厉色地告诫胤禔：“裕亲王是你的伯父，如果你的口供跟裕亲王有异同，我一定先拿你正法！”
这话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是不准胤禔在口供中攻击裕亲王福全，抑子尊兄，情意挚厚。福全本想将胤禔在军中的种种过失，尽量抖露，听得皇帝这么说法，感动得痛哭流涕。
“皇上这么卫护我，我还有什么话说？”福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提胤禔一个字。
于是王公大臣会议，奏请削裕亲王的爵，皇帝以击败噶尔丹立功，降旨从轻处分。罢议后，罚俸三年，撤减护卫。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一役中，倒霉可是倒霉，损兵折将以外，还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果。
当然，这是他自取之咎。噶尔丹之能成为准噶尔汗，是兄终弟及，继承了胞兄僧格的大位。僧格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策妄阿拉布坦，一个叫索诺木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所聘的妻子，与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是姐妹，这就是说，侄媳是小姨，而叔侄做了连襟。噶尔丹就像当年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的福晋那样，竟夺侄媳为妾，而且还杀了另一个胞侄索诺木拉布坦。
于是，策妄阿拉布坦领兵两千，趁夜逃走。既有夺妻杀弟之恨，自然要得之而甘心，及见噶尔丹来侵，抓住绝好的机会，当他兵止乌兰布通，在布设“驼城”时，策妄阿拉布坦攻入库伦，掳掠了噶尔丹的子女玉帛牛羊，回到他原来所定居的吐鲁番，于是以婶母而兼大姐的阿努，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新宠。
叔侄的仇怨愈结愈深，恰好给了皇帝一个机会。皇帝英明过人，料定噶尔丹绝不会就此洗心革面，安居在喀尔喀这片广大但寒苦的地区，所以在康熙三十年一面亲自出塞，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纠纷，并安抚内蒙四十九旗；一面派侍读学士达虎出嘉峪关到吐鲁番，颁赏策妄阿拉布坦。收服了他，即可以侦察到喀尔喀那面的情况，又可以牵制噶尔丹，给他留下一个后顾之忧，使他不敢蠢动。
但噶尔丹急于想打破困境，而手段不高。在康熙三十一年，竟在哈密杀了朝廷第二次派往吐鲁番的专使马迪。同时一再上书，要求将喀尔喀的七旗，遣回故土。皇帝当然不会准许，只是敷衍着。
噶尔丹忍不住了，勾结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一个行政官桑结，在内蒙四十九旗中，策动叛变。皇帝得到内蒙的密报，将计就计，命四十九旗伪意允许噶尔丹，当他内犯时做内应。噶尔丹信以为真，到了康熙三十四年，居然又兴兵了。
于是第二年正月，皇帝第二次下诏亲征。这次没有派大将军，亲率八旗劲旅出独石口，居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阻他的攻势；以归化城将军费扬古、甘肃提督张思克率陕甘两省兵由宁夏出西路，截他的归途。
这时朝廷的武力又非昔比，因为乌兰布通一役，证明大炮确为制胜的利器，所以在四年前便专立一个火器营，拥有好几尊大炮。噶尔丹最畏忌的便是这个营。得到亲征的警报，唯有向罗刹乞援，而俄国刚与中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定界保和，自然不便援助中国要讨伐的叛逆。这一来噶尔丹便只有硬拼了。 ↑返回顶部↑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一言兴邦”。此人是个天主教士，叫汤若望，是德国人。早在前明万历末年，即已来华传教。清兵入关，孝庄太后不知以何因缘，信了天主教，她的“教父”就是汤若望。孝庄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他对孝庄太后亦是忠心耿耿，知无不言，此时提醒孝庄太后说：“三阿哥出过天花，二阿哥还没有出过。”
出过天花，不会再出，像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不致重演，所以孝庄太后毫不考虑地选中了皇三子玄烨。皇二子福全，则在康熙六年后被封为裕亲王。皇帝天性笃厚，对这位胞兄是很敬爱的。
一弟是行五的恭亲王常宁，被授为安北大将军。又以皇长子胤禔为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的副手，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为安北大将军恭亲王的副手。这番声势，已足以远震塞外了。
其时噶尔丹已侵入察哈尔东南与热河接壤的乌珠穆沁部，下一目标自然是科尔沁各旗，所以皇帝命左翼裕亲王出古北口，右翼恭亲王出喜峰口，另调盛京、吉林驻军及科尔沁的蒙古兵助战。出师之日，皇帝御太和殿亲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送至东直门，仪节异常隆重。
谁知出师不利，前锋遇挫。噶尔丹领兵渡过辽河支流的西拉木伦河，直逼热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地方，距京师不过七百里而已。
福全此时驻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两军隔河对阵。噶尔丹的布阵，空前绝后，他用上万的骆驼，缚住四足，卧在地上，驼峰上加木箱，蒙上浇湿了的毡毯，名为“驼城”。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向隔河的清军开火。
无奈噶尔丹的火铳，不及清军的大炮。从中午轰起，声震天地，日月无光，直到黄昏，噶尔丹的驼城断成两截。于是福全下令渡河攻击，骑兵步兵，踊跃争先。噶尔丹大败，幸得时已入夜，八月初一没有月亮，才能遁走。
到得第二天，噶尔丹一面请一个西藏喇嘛到军前请和；一面拔营向北，到得西拉木伦河，无船可渡，砍下大树，浮于水面，载浮载沉地到得北岸，连夜狂奔，所过之处尽皆“烧荒”。连天黄草，化为灰烬，一场火烧了几百里！
这时，出塞的皇帝，已因病回銮，军前大计，决于福全。他因为他的副手，也是他的胞侄胤禔，在军中作威作福，胡做主张，处处掣肘。
这个仗打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接纳了噶尔丹求和的请求，命由归绥出兵，负有阻断噶尔丹归路重任的康亲王杰书，不必拦截，以致噶尔丹竟得逃回科布多，但数万精兵已剩下十分之一了。
其时福全已飞奏到京，解释他未能追击噶尔丹的原因，说盛京及科尔沁的援兵来到，噶尔丹则据险以守，所以利用喇嘛济隆羁縻噶尔丹，等诸军会师，合力再击。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这有个专名叫作“御门听政”，凡有大政事必定举行。御前会议中，皇帝将福全的奏折发交公议。众口一词地说，裕亲王明知济隆是为噶尔丹来施缓兵之计，居然会听他的，是坐失军机。因此，皇帝降严旨责备。不过，他也知道皇长子胤禔犯了许多过失，留在军前，以防偾事，所以同时将胤禔召回。
福全当然要找济隆说话。结果特遣侍卫，由济隆带着去问罪。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
奏报到京，皇帝准如所请。不过，降旨告诫：噶尔丹狡诈百出，我一撤兵，他一定会背盟，所以仍应戒备。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意料噶尔丹已经出边远遁为由，要求撤兵回京。
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虽准他撤兵，却以“擅率大军内徙”的罪名，等他回京之后，还要议罪。及至福全到京，皇帝不准他进城，留在朝阳门外听勘。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有好些近交亲贵，曾因“不遵旨行事，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
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自三藩之乱平服，十年来，当初出力的功臣，如今都已爬到极高的位置，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发几句牢骚，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福全虽为皇兄，而此番所犯的过失，却必须在军言军，以军法从事。倘或置而不问，无以服众，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
更有一件为难之事是，如果追究福全的责任，必然要拖出胤禔来。事实上福全所以不敢深入穷追，就为的有胤禔在，怕他乱发命令，擅作威福，万一极塞穷追之地，激出兵变，那就是死不足赎的大罪。所以论起来，胤禔要负的责任，重于福全。而况他的人缘不好，如果听取将领的证言，对胤禔必然不利。然则到了那时候，怎么处置皇长子？
皇帝自然有舐犊之情，但保全儿子，还得令人心服。想来想去，想得一条苦肉计，在御门时，疾言厉色地告诫胤禔：“裕亲王是你的伯父，如果你的口供跟裕亲王有异同，我一定先拿你正法！”
这话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是不准胤禔在口供中攻击裕亲王福全，抑子尊兄，情意挚厚。福全本想将胤禔在军中的种种过失，尽量抖露，听得皇帝这么说法，感动得痛哭流涕。
“皇上这么卫护我，我还有什么话说？”福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提胤禔一个字。
于是王公大臣会议，奏请削裕亲王的爵，皇帝以击败噶尔丹立功，降旨从轻处分。罢议后，罚俸三年，撤减护卫。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一役中，倒霉可是倒霉，损兵折将以外，还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果。
当然，这是他自取之咎。噶尔丹之能成为准噶尔汗，是兄终弟及，继承了胞兄僧格的大位。僧格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策妄阿拉布坦，一个叫索诺木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所聘的妻子，与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是姐妹，这就是说，侄媳是小姨，而叔侄做了连襟。噶尔丹就像当年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的福晋那样，竟夺侄媳为妾，而且还杀了另一个胞侄索诺木拉布坦。
于是，策妄阿拉布坦领兵两千，趁夜逃走。既有夺妻杀弟之恨，自然要得之而甘心，及见噶尔丹来侵，抓住绝好的机会，当他兵止乌兰布通，在布设“驼城”时，策妄阿拉布坦攻入库伦，掳掠了噶尔丹的子女玉帛牛羊，回到他原来所定居的吐鲁番，于是以婶母而兼大姐的阿努，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新宠。
叔侄的仇怨愈结愈深，恰好给了皇帝一个机会。皇帝英明过人，料定噶尔丹绝不会就此洗心革面，安居在喀尔喀这片广大但寒苦的地区，所以在康熙三十年一面亲自出塞，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纠纷，并安抚内蒙四十九旗；一面派侍读学士达虎出嘉峪关到吐鲁番，颁赏策妄阿拉布坦。收服了他，即可以侦察到喀尔喀那面的情况，又可以牵制噶尔丹，给他留下一个后顾之忧，使他不敢蠢动。
但噶尔丹急于想打破困境，而手段不高。在康熙三十一年，竟在哈密杀了朝廷第二次派往吐鲁番的专使马迪。同时一再上书，要求将喀尔喀的七旗，遣回故土。皇帝当然不会准许，只是敷衍着。
噶尔丹忍不住了，勾结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一个行政官桑结，在内蒙四十九旗中，策动叛变。皇帝得到内蒙的密报，将计就计，命四十九旗伪意允许噶尔丹，当他内犯时做内应。噶尔丹信以为真，到了康熙三十四年，居然又兴兵了。
于是第二年正月，皇帝第二次下诏亲征。这次没有派大将军，亲率八旗劲旅出独石口，居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阻他的攻势；以归化城将军费扬古、甘肃提督张思克率陕甘两省兵由宁夏出西路，截他的归途。
这时朝廷的武力又非昔比，因为乌兰布通一役，证明大炮确为制胜的利器，所以在四年前便专立一个火器营，拥有好几尊大炮。噶尔丹最畏忌的便是这个营。得到亲征的警报，唯有向罗刹乞援，而俄国刚与中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定界保和，自然不便援助中国要讨伐的叛逆。这一来噶尔丹便只有硬拼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