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2 / 4）
蒙古部的分支氏族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多数分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都把世系追溯到西迁不儿罕山的蒙古部首领朵奔篾儿干（朵奔为人名，篾儿干意谓“善射手”）的妻子阿兰豁阿在她丈夫死后生育的三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自己向怀疑她这三个儿子出身的人解释道：“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庐帐）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他）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三个儿子的后裔所统领的氏族分支，构成蒙古部里互不通婚的同族集团，称为“尼鲁温蒙古人”，即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另一类叫“迭列列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鲁温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除蒙古部以外，在当日大漠南北游牧的大部落集团还有塔塔儿、篾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
塔塔儿部分布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贝尔湖）周围，即蒙古高原东部水草最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它们应当是较早迁入草地的室韦—鞑靼部落。突厥人把讲蒙古语的东邻统称为鞑靼，这个名称当来自塔塔儿。这说明它从前曾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室韦—鞑靼族游牧民。在“蒙古”业已成为高原游牧民共同体的统称以后，金朝和宋朝人甚至仍在沿用从突厥人嘴里听来的“鞑靼”一名作为对他们的统称，把蒙古人叫做“鞑靼”、“鞑子”或“鞑人”。
篾儿乞部在蒙古部兴起时游牧于薛良格河（今译色楞格河）中下游两岸以及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拉施特说它“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
从11世纪至13世纪初，漠北势力最大、牧地最辽阔的部落集团是克烈部。它分布在漠北草原腹心地带，即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和杭海岭（今译杭爱山）地区，东至克鲁伦河南，南控大漠。克烈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回鹘汗国过去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的所在地。克烈人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西欧基督教世界当时盛传东方有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可能就是有关克烈部首领的一种讹传。他们大概是最早西迁的那部分室韦—鞑靼部的后人，所以成为突厥化程度相当高的蒙古语族的游牧部。
在克烈以西，是另一种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自杭海岭以西，分布在阿勒泰山西麓，西北至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南至准噶尔沙漠。乃蛮部后来被成吉思汗攻灭，部落离散，加速了其成员蒙古化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它恐怕是一个突厥部落。
大漠以南势力最大的是汪古部，驻牧于阴山地区。它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负责为金守御边墙。《史集》说，金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烈、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占’。……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广义的“游牧经济”包括以下这些最重要的特征：游牧人以畜牧作为恒常的经济活动形式，终年以不用畜厩的自由放牧来维持畜群（晚上可能使用厩栏以保护牲口）；根据放牧经济的需要，在特定的放牧地段或这些地段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人口的全部或主要部分都参与移牧活动，生产的基本取向是维持游牧人的生计。纯粹游牧经济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直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生产的方式。按照人类学家的概括，除内陆亚洲草原（包括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南俄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类型外，世界各地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类型还有：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牛群放牧为主的游牧类型，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游牧类型，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牦牛游牧类型，西南亚洲（阿富汗）山地的绵羊和山羊游牧类型，以及北部欧亚大陆冻土带的驯鹿游牧类型等。
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绵羊一向是他们估价财产的价值尺度，它能吃的草类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不适宜于马和其他大头匹食用的草类。在被雪覆盖15厘米的草场上，它们仍能吃到雪下的草。草原上的马就如同沙漠中的骆驼同样重要，所以它与绵羊一起被蒙古游牧民看成牲畜构成中最重要的品种。在水草较贫瘠的区域和山地，山羊多于绵羊。牛在古代蒙古游牧人中被用来作为牵引牲畜，用上百头牛来拖曳的安装着大帐篷的牛车，使进入草原的外地人都赞叹不已。骆驼似乎是在蒙古时期才对这里的游牧人变得重要起来的。在漠南干燥、沙砾的草场上，骆驼几乎成为与马同样重要的大头匹。
田园风景画鉴赏游牧人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按照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供给它们充分的水源并保护它们免受严寒伤害的必要性来规定的。由于草场的季节性变化十分明显，他们一般按照相当固定的线路有规则地循环移牧。每年春季草青，他们就从冬季的营盘起移，向最合适的夏季牧场（一般是在较北的高地）进发。夏季草原的植物生长旺盛，因此夏营盘的选择以水源作为最首要的考虑。在那里驻夏直到秋初，游牧民就要赶着肉肥膘厚的羊群再度动身，边牧边行，到向阳背风的冬营地（一般在较南的山谷中）驻冬。冬季有雪，水源较充足，所以冬营盘的选择以草料为首要考虑。入冬以前，体力不好、难以熬过严寒的牲畜都被宰杀。秋末和冬季也是游牧民组织集体狩猎的季节。这是对游牧生产很重要的经济补充，也是一种常规的准军事训练。入春后，新一轮的移牧重新开始。早春是对蒙古游牧民来说最危险的时节。牲口经过一冬消耗都已极度虚弱。乍寒乍暖的气温使融雪结冰，增加牲畜饮水吃草的困难。降温一次，就会有一大批虽已熬过冬天但仍过于虚弱的牲口倒毙。春季还是牲口瘟疫最易流行的季节。
古代蒙古游牧民的饮食结构集中在两种最基本的食品上：肉和奶，此外再加上非有不可的一点蔬食品。肉和奶的比例随季节变化，夏季奶制品较多，冬季则以肉为主。最普通的肉是绵羊肉，还有山羊肉和牛肉；马肉一般不吃。所有的雌性牲畜都产乳。他们也饮动物的血。牛马粪在树木很少的草原是主要燃料，游牧民的衣服和庐帐也取资于牲畜的皮毛。在农业经济中，人直接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在游牧经济中，则是由牲畜吃地里的植物，人再吃牲畜的肉和乳。消费的环节复杂了，消费本身却变得较为单调。所以游牧民更喜欢大红大绿的色彩，喜欢对着大自然放开喉咙唱歌，藉以调剂单调而有点寂寞的生活。
因为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下，游牧民当中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里那种地域性组织，联系游牧社会的纽带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崛起前，古代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氏族和氏族部落。在每一个氏族中间，真实的或者虚拟的血缘联系把许多个扩大的父家长大家庭结合在一起。氏族成员都承认，他们都是同出于若干世代前某一位始祖的后裔。但一般只有该氏族中的贵族家族各成员，才有可能清楚地追溯他们与那位始祖之间逐代传嗣的世系。氏族中的一般民众并没有这样的可以追溯的世谱。但贵族的世系谱却被看做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于是每一个氏族里都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血缘纽带：一种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可以逐代追溯的血统联系（虽然这种血统联系在很大程序上同样地带有虚拟的性质）；另一种是平民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贵族家庭之间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联系。他们世代属于同一氏族的事实本身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证明。不同氏族的贵族家庭之间的同祖世系谱，又进一步将这些氏族结合为更大的氏族部落。
在12世纪，氏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演变成为血缘外壳掩护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按照当时草原社会的观念，平民都被氏族贵族所“领有”，就像古代蒙古谚语所说，“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
除贵族和平民的身份区别以外，另一种社会分层是“使主”（蒙语作额毡，ejen，“主人”）和“奴婢”（蒙语作孛斡勒，bo’ol）间的身份区别。在民族冲突中，战败一方被俘获的人口经常被分配给战胜一方的贵族和平民，成为各人的“门户内奴婢”。“门户内奴婢”虽然可以组织家庭、与使主分家，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不能摆脱与使主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仍需为使主家庭服各种劳役，并在使主需要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使主家内作“门户内的奴婢”。这种世代承袭的奴婢在当时被称为使主的“老奴婢”（斡脱古孛斡勒），在他们与使主之间也会结成特殊的亲密关系。古代蒙古社会里“孛斡勒”的身份与经典意义的奴隶有很大差距。他们与使主的社会关系更接近于领主和家臣间的封建关系。
游牧民的父家长大家庭都有各自独立的个体经济，但同一氏族或其分支又一起在该氏族固定的牧地上放牧。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常常为牧地纠纷而引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在游牧状态下的突袭式战斗中，主动进攻的一方总是很容易取得优势；而失败的一方也比较容易恢复势力，再采取主动的进攻行动以复仇雪耻。战争与和平成为十一二世纪漠北游牧社会里快节拍变奏曲的双旋律。蒙古文的诗歌这样描写那个扰攘不安的时代：“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
以上所述，就是成吉思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漠北游牧社会的形势。蒙古部的兴起蒙古部的强盛，大约开始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时代的前后。合不勒是蒙古乞颜氏的始祖。他继自己的叔父、泰赤乌氏始祖之后，被推选为蒙古部的首领。他是蒙古部中称汗的第一人。合不勒汗死后，汗位曾在泰赤乌、乞颜两支之间轮转。
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难河畔的蒙古乞颜部营盘里。这时他的父亲也速该刚刚在一次胜利的战争中俘虏了一个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于是就按蒙古人给婴儿取名字的习惯方式把他叫做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蒙古翁吉剌部去求亲。订亲以后，铁木真遵照当时风俗，留在岳父特薛禅家里。也速该在返回途中被世仇塔塔儿人毒死。
也速该之死为忌恨他的势力的泰赤乌部提供了一个反目的机会。他们夺走乞颜部的部众，撇下铁木真母子而去。也速该寡妻带领几个孩子和少数忠实部民，在不儿罕山过了好几年艰难的日子，元气稍有恢复。这一家“莫不似飞禽的雏儿般毛羽长了；走兽的羔儿般大了”？泰赤乌部对此十分警惕，带人来攻，抓走了铁木真。多亏泰赤乌部的属民琐儿罕失剌的暗中相助，铁木真得从泰赤乌部逃脱。
经过这次危难，铁木真开始通过两种手段加紧扩展自己的势力。一是寻找和吸引渴望冒险、成功的年轻战士，与他们建立用个人效忠的誓约来约束的首领—那可儿（“伴当”，即伙伴、战友）关系，逐渐形成属于他个人支配的中坚力量。二是凭依着父亲也速该与克烈部首领王汗互为安答（即契交）的关系，他带着妻子从前“上见公姑的礼物”即黑貂鼠袄子，去主动投附王汗。他的策略很快发生了效用。不久，他遭到篾儿乞部的袭击，被迫仓促撤退；他妻子找不到坐骑，也被篾儿乞人俘虏去。王汗闻讯，不但自己派军队来帮助他，还促成蒙古札答阑氏出兵相救。篾儿乞人在不兀刺川（今译布拉河，在蒙古国北部）的老营被捣袭，铁木真夺回了妻子；他的长子术赤就出生在这次动乱之后，所以他的血统一直被认为十分可疑。
对篾儿乞部的复仇之战成为铁木真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以强大的克烈部和札答阑氏蒙古作为后盾，再加上他日益展露的个人魅力，他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以渴望战功和崇拜英雄的那可儿为核心的私属部众，以及带着多少不等的部落民来与他结盟的乞颜部旧贵族。1180年代末，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氏的首领。自也速该死后被泰赤乌人拆散，乞颜部经过近20年波折，终于在铁木真手里重新团聚在怯绿连河上游，形成漠北一支独立政治势力。
乞颜部的复兴引起泰赤乌氏和札木合的强烈敌意，他们联合起兵3万偷袭铁木真。铁木真获悉后整顿军马迎战。于是在怯绿连河上游某个沼泽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十三翼之战”。这场会战的得名，是因为双方兵马都组成十三个圈子。《史集》说，“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称做古列延。……当敌军临近时，他们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交战结果很可能是铁木真处于劣势，他被迫后撤。他的第十三翼主力是从泰赤乌氏投奔他的赤那思部，在被札木合围捕后遭到严厉报复，札木合下令“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
1196年，金朝出兵进攻塔塔儿部。塔塔儿在怯绿连河被金军打败，逆斡里札河（今译乌勒吉河，在蒙古国东北）奔命。铁木真获得塔塔儿部在金军追逼下“带着头口、茶饭”西向退却的消息，立即遣人报告王汗说：“他（指塔塔儿）正是废了我父祖的仇家。父亲可以助我夹攻。”王汗遂亲自领兵与铁木真会合，顺斡里札河东进，与金军夹攻倾巢出逃的塔塔儿人。经此一战，铁木真不仅给予他东面的劲敌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因为主动配合金军作战被授以“札兀惕忽里”（即“幺军统领”，幺军是辽、金王朝在边疆地区组织的部族军队）的官职。金王朝在漠北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接受金朝的官职，有效地加强了铁木真号令诸部的政治权威。接着他就趁征讨塔塔儿新胜之势，回过头来引兵擒拿乞颜部内最桀傲不驯的长支贵族主儿乞氏。铁木真当众谴责他的阶下之囚背弃从前的盟誓，问他们：“你在前与我说甚么来？”两人说：“俺自说的言语不曾依。”遂伸颈就戮。主儿乞氏部众是当年合不勒汗从属民中专门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弓的”百姓。这支“无人能敌”的游牧军队从此变成铁木真的“梯己百姓”。
随着乞颜部日渐兵强马壮和铁木真政治声望的不断提高，与泰赤乌氏一决雌雄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200年，铁木真与王汗会合，出攻泰赤乌部。双方在斡难河畔交锋。泰赤乌北退月良兀秃剌思之野（在今俄罗斯赤塔南鄂良古依河流域）。铁木真追至其地，再战。泰赤乌部众溃散，其首领西遁。
塔塔儿和泰赤乌相继溃败，使驻牧于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各部直接感受到乞颜部的威胁，于是居于草原东方的这些部落与塔塔儿残部会盟阿雷泉（在今海拉尔河下游），谋袭铁木真。铁木真闻讯，与王汗东进至捕鱼儿海子，将其击败。翌年，诸部又与塔塔儿、泰赤乌等被打散的贵族一起，在犍河（额尔古纳河支流，今译根河）边聚会，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意即普上的汗），联合对抗铁木真与王汗的联盟。尽管他们口头上指天发誓，营造出一种“举足蹋岸，挥刀斫林”的壮烈气氛，实际上却是一班心中各怀私计的苟合之众。札木合率领着拼凑的兵马才动身，他的阵营里就有人设法给铁木真报信。铁木真遂领军相逆，在海剌儿河（今译海拉尔河）畔击溃札木合所部。乞颜氏的姻亲部落蒙古翁吉刺氏（迭列列斤蒙古）投降铁木真。
1202年秋天，早先被铁木真击溃的篾儿乞首领邀约草原西部大国乃蛮部的不亦鲁汗进击铁木真和王汗。前一年在海剌儿河之役战败后作鸟兽散的东方各部也卷土重来。这时铁木真和王汗正在呼伦贝尔草原之南、大兴安岭西麓休整人马，于是隐蔽辎重，在靠近金边墙处倚险据守，以逸待劳。乃蛮、札木合联军追踪而来，双方对峙于一个名叫阙奕坛的地方（阙奕坛系蒙语，意即“冷”。该地应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地区）。史称札木合令部下用巫术招唤风雪，“不意风雨逆回，天地晦暗”，反而朝自己的方向刮来。乃蛮方面军心大乱，以为“天不护韦占，所以如此”，乃溃散而去。东、西部草原联合对抗蒙古乞颜氏与克烈部联盟的战线，不经一击便顷刻瓦解。
自从铁木真曲意攀结王汗以后，一直称后者“汗父”。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王汗开始对这个“自的孩儿”暗怀疑惧。做过几天“古儿汗”的札木合，现在也去投靠王汗并竭力拉拢王汗的亲子桑昆，企图离间克烈和蒙古乞颜部的关系，从中渔利。受札木合唆使后力主与铁木真决裂的桑昆对父亲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意即他就不拿我作数）。汗父你教白的呛着、黑的噎着呵（意即若父亲你一日故去），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1202年春，优柔寡断的王汗在半信半疑间，勉强同意借议亲诱铁木真赴宴，把他捉获。谋泄，不得已先发制人，往攻铁木真。
铁木真来不及作充分的战争动员，被迫仓促应战。双方交锋于合兰真沙陀（当即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的“额里彦沙陀”）。铁木真以劣势苦战不支，队伍溃败，结果只带了19人逃窜，退至哈勒哈河（今译哈拉哈河），检点陆续会集的残部，也只有4600骑。跟着铁木真落荒奔命的一群人，在班朱泥河（班朱泥意为沼泽）边饮浑水止渴。“同饮班朱泥水”成为铁木真艰难创业的一段最有代表性的故事。
合兰真沙陀之战并没有真正摧毁铁木真的实力。但反复无常的札木合自以为已经得逞，于是又挑起王汗阵营的内讧，想夺取王汗的部众。事情败露后，札木合被迫投奔乃蛮。至秋，铁木真经过休整，带重兵日夜兼行，偷袭王汗。他成功地将王汗的大营秘密包围起来，然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克烈部被铁木真全部征服。逃入乃蛮边境的王汗，被乃蛮边将杀死。被俘虏的全部克烈百姓，都在铁木真的部众中被“各各分了”。 ↑返回顶部↑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三个儿子的后裔所统领的氏族分支，构成蒙古部里互不通婚的同族集团，称为“尼鲁温蒙古人”，即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另一类叫“迭列列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鲁温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除蒙古部以外，在当日大漠南北游牧的大部落集团还有塔塔儿、篾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
塔塔儿部分布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贝尔湖）周围，即蒙古高原东部水草最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它们应当是较早迁入草地的室韦—鞑靼部落。突厥人把讲蒙古语的东邻统称为鞑靼，这个名称当来自塔塔儿。这说明它从前曾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室韦—鞑靼族游牧民。在“蒙古”业已成为高原游牧民共同体的统称以后，金朝和宋朝人甚至仍在沿用从突厥人嘴里听来的“鞑靼”一名作为对他们的统称，把蒙古人叫做“鞑靼”、“鞑子”或“鞑人”。
篾儿乞部在蒙古部兴起时游牧于薛良格河（今译色楞格河）中下游两岸以及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拉施特说它“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
从11世纪至13世纪初，漠北势力最大、牧地最辽阔的部落集团是克烈部。它分布在漠北草原腹心地带，即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和杭海岭（今译杭爱山）地区，东至克鲁伦河南，南控大漠。克烈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回鹘汗国过去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的所在地。克烈人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西欧基督教世界当时盛传东方有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可能就是有关克烈部首领的一种讹传。他们大概是最早西迁的那部分室韦—鞑靼部的后人，所以成为突厥化程度相当高的蒙古语族的游牧部。
在克烈以西，是另一种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自杭海岭以西，分布在阿勒泰山西麓，西北至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南至准噶尔沙漠。乃蛮部后来被成吉思汗攻灭，部落离散，加速了其成员蒙古化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它恐怕是一个突厥部落。
大漠以南势力最大的是汪古部，驻牧于阴山地区。它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负责为金守御边墙。《史集》说，金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烈、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占’。……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广义的“游牧经济”包括以下这些最重要的特征：游牧人以畜牧作为恒常的经济活动形式，终年以不用畜厩的自由放牧来维持畜群（晚上可能使用厩栏以保护牲口）；根据放牧经济的需要，在特定的放牧地段或这些地段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人口的全部或主要部分都参与移牧活动，生产的基本取向是维持游牧人的生计。纯粹游牧经济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直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生产的方式。按照人类学家的概括，除内陆亚洲草原（包括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南俄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类型外，世界各地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类型还有：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牛群放牧为主的游牧类型，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游牧类型，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牦牛游牧类型，西南亚洲（阿富汗）山地的绵羊和山羊游牧类型，以及北部欧亚大陆冻土带的驯鹿游牧类型等。
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绵羊一向是他们估价财产的价值尺度，它能吃的草类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不适宜于马和其他大头匹食用的草类。在被雪覆盖15厘米的草场上，它们仍能吃到雪下的草。草原上的马就如同沙漠中的骆驼同样重要，所以它与绵羊一起被蒙古游牧民看成牲畜构成中最重要的品种。在水草较贫瘠的区域和山地，山羊多于绵羊。牛在古代蒙古游牧人中被用来作为牵引牲畜，用上百头牛来拖曳的安装着大帐篷的牛车，使进入草原的外地人都赞叹不已。骆驼似乎是在蒙古时期才对这里的游牧人变得重要起来的。在漠南干燥、沙砾的草场上，骆驼几乎成为与马同样重要的大头匹。
田园风景画鉴赏游牧人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按照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供给它们充分的水源并保护它们免受严寒伤害的必要性来规定的。由于草场的季节性变化十分明显，他们一般按照相当固定的线路有规则地循环移牧。每年春季草青，他们就从冬季的营盘起移，向最合适的夏季牧场（一般是在较北的高地）进发。夏季草原的植物生长旺盛，因此夏营盘的选择以水源作为最首要的考虑。在那里驻夏直到秋初，游牧民就要赶着肉肥膘厚的羊群再度动身，边牧边行，到向阳背风的冬营地（一般在较南的山谷中）驻冬。冬季有雪，水源较充足，所以冬营盘的选择以草料为首要考虑。入冬以前，体力不好、难以熬过严寒的牲畜都被宰杀。秋末和冬季也是游牧民组织集体狩猎的季节。这是对游牧生产很重要的经济补充，也是一种常规的准军事训练。入春后，新一轮的移牧重新开始。早春是对蒙古游牧民来说最危险的时节。牲口经过一冬消耗都已极度虚弱。乍寒乍暖的气温使融雪结冰，增加牲畜饮水吃草的困难。降温一次，就会有一大批虽已熬过冬天但仍过于虚弱的牲口倒毙。春季还是牲口瘟疫最易流行的季节。
古代蒙古游牧民的饮食结构集中在两种最基本的食品上：肉和奶，此外再加上非有不可的一点蔬食品。肉和奶的比例随季节变化，夏季奶制品较多，冬季则以肉为主。最普通的肉是绵羊肉，还有山羊肉和牛肉；马肉一般不吃。所有的雌性牲畜都产乳。他们也饮动物的血。牛马粪在树木很少的草原是主要燃料，游牧民的衣服和庐帐也取资于牲畜的皮毛。在农业经济中，人直接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在游牧经济中，则是由牲畜吃地里的植物，人再吃牲畜的肉和乳。消费的环节复杂了，消费本身却变得较为单调。所以游牧民更喜欢大红大绿的色彩，喜欢对着大自然放开喉咙唱歌，藉以调剂单调而有点寂寞的生活。
因为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下，游牧民当中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里那种地域性组织，联系游牧社会的纽带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崛起前，古代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氏族和氏族部落。在每一个氏族中间，真实的或者虚拟的血缘联系把许多个扩大的父家长大家庭结合在一起。氏族成员都承认，他们都是同出于若干世代前某一位始祖的后裔。但一般只有该氏族中的贵族家族各成员，才有可能清楚地追溯他们与那位始祖之间逐代传嗣的世系。氏族中的一般民众并没有这样的可以追溯的世谱。但贵族的世系谱却被看做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于是每一个氏族里都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血缘纽带：一种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可以逐代追溯的血统联系（虽然这种血统联系在很大程序上同样地带有虚拟的性质）；另一种是平民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贵族家庭之间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联系。他们世代属于同一氏族的事实本身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证明。不同氏族的贵族家庭之间的同祖世系谱，又进一步将这些氏族结合为更大的氏族部落。
在12世纪，氏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演变成为血缘外壳掩护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按照当时草原社会的观念，平民都被氏族贵族所“领有”，就像古代蒙古谚语所说，“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
除贵族和平民的身份区别以外，另一种社会分层是“使主”（蒙语作额毡，ejen，“主人”）和“奴婢”（蒙语作孛斡勒，bo’ol）间的身份区别。在民族冲突中，战败一方被俘获的人口经常被分配给战胜一方的贵族和平民，成为各人的“门户内奴婢”。“门户内奴婢”虽然可以组织家庭、与使主分家，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不能摆脱与使主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仍需为使主家庭服各种劳役，并在使主需要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使主家内作“门户内的奴婢”。这种世代承袭的奴婢在当时被称为使主的“老奴婢”（斡脱古孛斡勒），在他们与使主之间也会结成特殊的亲密关系。古代蒙古社会里“孛斡勒”的身份与经典意义的奴隶有很大差距。他们与使主的社会关系更接近于领主和家臣间的封建关系。
游牧民的父家长大家庭都有各自独立的个体经济，但同一氏族或其分支又一起在该氏族固定的牧地上放牧。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常常为牧地纠纷而引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在游牧状态下的突袭式战斗中，主动进攻的一方总是很容易取得优势；而失败的一方也比较容易恢复势力，再采取主动的进攻行动以复仇雪耻。战争与和平成为十一二世纪漠北游牧社会里快节拍变奏曲的双旋律。蒙古文的诗歌这样描写那个扰攘不安的时代：“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
以上所述，就是成吉思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漠北游牧社会的形势。蒙古部的兴起蒙古部的强盛，大约开始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时代的前后。合不勒是蒙古乞颜氏的始祖。他继自己的叔父、泰赤乌氏始祖之后，被推选为蒙古部的首领。他是蒙古部中称汗的第一人。合不勒汗死后，汗位曾在泰赤乌、乞颜两支之间轮转。
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难河畔的蒙古乞颜部营盘里。这时他的父亲也速该刚刚在一次胜利的战争中俘虏了一个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于是就按蒙古人给婴儿取名字的习惯方式把他叫做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蒙古翁吉剌部去求亲。订亲以后，铁木真遵照当时风俗，留在岳父特薛禅家里。也速该在返回途中被世仇塔塔儿人毒死。
也速该之死为忌恨他的势力的泰赤乌部提供了一个反目的机会。他们夺走乞颜部的部众，撇下铁木真母子而去。也速该寡妻带领几个孩子和少数忠实部民，在不儿罕山过了好几年艰难的日子，元气稍有恢复。这一家“莫不似飞禽的雏儿般毛羽长了；走兽的羔儿般大了”？泰赤乌部对此十分警惕，带人来攻，抓走了铁木真。多亏泰赤乌部的属民琐儿罕失剌的暗中相助，铁木真得从泰赤乌部逃脱。
经过这次危难，铁木真开始通过两种手段加紧扩展自己的势力。一是寻找和吸引渴望冒险、成功的年轻战士，与他们建立用个人效忠的誓约来约束的首领—那可儿（“伴当”，即伙伴、战友）关系，逐渐形成属于他个人支配的中坚力量。二是凭依着父亲也速该与克烈部首领王汗互为安答（即契交）的关系，他带着妻子从前“上见公姑的礼物”即黑貂鼠袄子，去主动投附王汗。他的策略很快发生了效用。不久，他遭到篾儿乞部的袭击，被迫仓促撤退；他妻子找不到坐骑，也被篾儿乞人俘虏去。王汗闻讯，不但自己派军队来帮助他，还促成蒙古札答阑氏出兵相救。篾儿乞人在不兀刺川（今译布拉河，在蒙古国北部）的老营被捣袭，铁木真夺回了妻子；他的长子术赤就出生在这次动乱之后，所以他的血统一直被认为十分可疑。
对篾儿乞部的复仇之战成为铁木真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以强大的克烈部和札答阑氏蒙古作为后盾，再加上他日益展露的个人魅力，他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以渴望战功和崇拜英雄的那可儿为核心的私属部众，以及带着多少不等的部落民来与他结盟的乞颜部旧贵族。1180年代末，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氏的首领。自也速该死后被泰赤乌人拆散，乞颜部经过近20年波折，终于在铁木真手里重新团聚在怯绿连河上游，形成漠北一支独立政治势力。
乞颜部的复兴引起泰赤乌氏和札木合的强烈敌意，他们联合起兵3万偷袭铁木真。铁木真获悉后整顿军马迎战。于是在怯绿连河上游某个沼泽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十三翼之战”。这场会战的得名，是因为双方兵马都组成十三个圈子。《史集》说，“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称做古列延。……当敌军临近时，他们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交战结果很可能是铁木真处于劣势，他被迫后撤。他的第十三翼主力是从泰赤乌氏投奔他的赤那思部，在被札木合围捕后遭到严厉报复，札木合下令“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
1196年，金朝出兵进攻塔塔儿部。塔塔儿在怯绿连河被金军打败，逆斡里札河（今译乌勒吉河，在蒙古国东北）奔命。铁木真获得塔塔儿部在金军追逼下“带着头口、茶饭”西向退却的消息，立即遣人报告王汗说：“他（指塔塔儿）正是废了我父祖的仇家。父亲可以助我夹攻。”王汗遂亲自领兵与铁木真会合，顺斡里札河东进，与金军夹攻倾巢出逃的塔塔儿人。经此一战，铁木真不仅给予他东面的劲敌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因为主动配合金军作战被授以“札兀惕忽里”（即“幺军统领”，幺军是辽、金王朝在边疆地区组织的部族军队）的官职。金王朝在漠北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接受金朝的官职，有效地加强了铁木真号令诸部的政治权威。接着他就趁征讨塔塔儿新胜之势，回过头来引兵擒拿乞颜部内最桀傲不驯的长支贵族主儿乞氏。铁木真当众谴责他的阶下之囚背弃从前的盟誓，问他们：“你在前与我说甚么来？”两人说：“俺自说的言语不曾依。”遂伸颈就戮。主儿乞氏部众是当年合不勒汗从属民中专门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弓的”百姓。这支“无人能敌”的游牧军队从此变成铁木真的“梯己百姓”。
随着乞颜部日渐兵强马壮和铁木真政治声望的不断提高，与泰赤乌氏一决雌雄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200年，铁木真与王汗会合，出攻泰赤乌部。双方在斡难河畔交锋。泰赤乌北退月良兀秃剌思之野（在今俄罗斯赤塔南鄂良古依河流域）。铁木真追至其地，再战。泰赤乌部众溃散，其首领西遁。
塔塔儿和泰赤乌相继溃败，使驻牧于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各部直接感受到乞颜部的威胁，于是居于草原东方的这些部落与塔塔儿残部会盟阿雷泉（在今海拉尔河下游），谋袭铁木真。铁木真闻讯，与王汗东进至捕鱼儿海子，将其击败。翌年，诸部又与塔塔儿、泰赤乌等被打散的贵族一起，在犍河（额尔古纳河支流，今译根河）边聚会，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意即普上的汗），联合对抗铁木真与王汗的联盟。尽管他们口头上指天发誓，营造出一种“举足蹋岸，挥刀斫林”的壮烈气氛，实际上却是一班心中各怀私计的苟合之众。札木合率领着拼凑的兵马才动身，他的阵营里就有人设法给铁木真报信。铁木真遂领军相逆，在海剌儿河（今译海拉尔河）畔击溃札木合所部。乞颜氏的姻亲部落蒙古翁吉刺氏（迭列列斤蒙古）投降铁木真。
1202年秋天，早先被铁木真击溃的篾儿乞首领邀约草原西部大国乃蛮部的不亦鲁汗进击铁木真和王汗。前一年在海剌儿河之役战败后作鸟兽散的东方各部也卷土重来。这时铁木真和王汗正在呼伦贝尔草原之南、大兴安岭西麓休整人马，于是隐蔽辎重，在靠近金边墙处倚险据守，以逸待劳。乃蛮、札木合联军追踪而来，双方对峙于一个名叫阙奕坛的地方（阙奕坛系蒙语，意即“冷”。该地应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地区）。史称札木合令部下用巫术招唤风雪，“不意风雨逆回，天地晦暗”，反而朝自己的方向刮来。乃蛮方面军心大乱，以为“天不护韦占，所以如此”，乃溃散而去。东、西部草原联合对抗蒙古乞颜氏与克烈部联盟的战线，不经一击便顷刻瓦解。
自从铁木真曲意攀结王汗以后，一直称后者“汗父”。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王汗开始对这个“自的孩儿”暗怀疑惧。做过几天“古儿汗”的札木合，现在也去投靠王汗并竭力拉拢王汗的亲子桑昆，企图离间克烈和蒙古乞颜部的关系，从中渔利。受札木合唆使后力主与铁木真决裂的桑昆对父亲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意即他就不拿我作数）。汗父你教白的呛着、黑的噎着呵（意即若父亲你一日故去），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1202年春，优柔寡断的王汗在半信半疑间，勉强同意借议亲诱铁木真赴宴，把他捉获。谋泄，不得已先发制人，往攻铁木真。
铁木真来不及作充分的战争动员，被迫仓促应战。双方交锋于合兰真沙陀（当即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的“额里彦沙陀”）。铁木真以劣势苦战不支，队伍溃败，结果只带了19人逃窜，退至哈勒哈河（今译哈拉哈河），检点陆续会集的残部，也只有4600骑。跟着铁木真落荒奔命的一群人，在班朱泥河（班朱泥意为沼泽）边饮浑水止渴。“同饮班朱泥水”成为铁木真艰难创业的一段最有代表性的故事。
合兰真沙陀之战并没有真正摧毁铁木真的实力。但反复无常的札木合自以为已经得逞，于是又挑起王汗阵营的内讧，想夺取王汗的部众。事情败露后，札木合被迫投奔乃蛮。至秋，铁木真经过休整，带重兵日夜兼行，偷袭王汗。他成功地将王汗的大营秘密包围起来，然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克烈部被铁木真全部征服。逃入乃蛮边境的王汗，被乃蛮边将杀死。被俘虏的全部克烈百姓，都在铁木真的部众中被“各各分了”。 ↑返回顶部↑